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未來五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這個論斷和相應的目標設定具有堅實的邏輯基礎、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是科學測算的產物。我們應當在各種理論和各種測算的基礎上全面展現該論斷的實證基礎，以有利于深入領會黨的二十大報告的精神。

　　一、 未來五年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突破期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按照“十四五”和中長期規劃，我們要在2035年初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GDP總量和人均GDP要較2020年再翻一番，那么在2020—2035年的年均增速必須達到4.83%，但從目前的潛在GDP增速測算來看，我們簡單按照目前資源稟賦、技術條件和制度體系來運行中國經濟，難以在2035年實現GDP增速翻番的目標。因為即使按照樂觀的模式，未來潛在增速也僅為4.26%（見表1）。因此，必須全面進行戰略再提升和制度再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源，通過全面強化科技、人才和創新的進步獲得創新紅利，通過第二次大改革獲得改革紅利，通過進一步對外開放和新發展格局的構建來贏得第二輪的開放紅利，從而大幅度提升中國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TFP）的貢獻率。例如，按照中國人民大學宏觀經濟團隊的測算，如果我們在未來一段時間對于要素市場中各種阻礙全國統一市場和要素自由流動的各種制度進行75%的改革，將使中國經濟增速提高到5.08%，如果改革力度達到90%，則經濟增速可以達到6.84%（見圖1）。而這些改革不是簡單在2020—2035年進行緩慢改革，而是要在未來2~5年全面展開，否則我們將失去大改革的窗口期，不僅不能在改革中扭轉當前民營經濟信心不足和市場主體動力不足等核心問題，反而在改革拖延中形成新的利益集團，假借改革阻礙中國經濟新動能的出現。

　　表1  2020—2035年中國潛在增速測算

　　圖1  通過要素市場改革所獲得的改革紅利水平

　　更為重要的是，過去三年在新冠疫情、俄烏事件以及全球滯漲等因素的沖擊下，2020—2022年這三年中國的平均增速僅為4.5%，比“十四五”期間的潛在增長速度低1.1個百分點，比2035年GDP翻番所要求的2020—2025年所需要的5.5%~6%的增速要差1到1.5個百分點。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在2023—2027年這五年要“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從目前測算來看，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增速必須從當前低迷狀態快速恢復到潛在增速的常態化水平，并在常態化水平的基礎上全面提升TFP的貢獻度，使TFP提升1個百分點，達到美國TFP的60%左右的水平。

　　二、 未來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

　　2021年我國人均GDP為12551美元，而高收入國家門檻值在1.3萬美元，我們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值只差500美元左右。只要穩定地比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快零點幾個百分點，就能夠在2025—2027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據中國人民大學宏觀經濟團隊預測，中國人均GDP將在2025年達到14400美元左右（見圖2），在2027年達到15700美元。預計高收入國家人均GDP門檻值每年大約增加200美金，到2025年，高收入國家門檻值將恰好在1.4萬美元左右。因此，在2025—2027年，我們基本上能夠穩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雖然這種跨越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從近三年來看，目前我國經濟的年均增速是4.5%，與我們原來預計的5.5%有很大差距。同時再考慮2022年人民幣較美元平均貶值8.8%左右，我們較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值并沒有縮小，反而有所擴大。根據宏觀經濟論壇（CMF）對于未來幾年兩種路徑的測算，如果出現低增速路徑，中國經濟在2027年將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圖2  兩種情形下的中國人均GDP增長路徑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發展經濟學之所以高度重視“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意味著一個國家經濟制度更為成熟、經濟運行體系更為穩定、經濟增長動能更為常態化。高水平經濟體系的運轉就不會出現過大的波動和起伏。相反，如果沒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政治發展之間就無法形成良性互動關系，就會出現拉美現象，在動能波動中出現興衰的交替。未來五年，我國的增長動能和增長速度能否在全球陷入滯脹的新階段走出亮麗的增長路徑，對整個中華民族是一個很大的考驗。這需要我們不僅在經濟領域進行大改革，同時在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進行同步的調整，為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全面延續和再上新臺階創造堅實的社會和政治基礎。

　　三、 未來五年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扭轉中美不平衡、不對稱博弈的關鍵期

　　2015年中國的GDP達到美國GDP的60%，中美大國沖突全面拉開帷幕。2019年我國GDP達到美國GDP的66.8%，2020年達到70%，2021年創歷史新高達到76.1%。2015—2019年，中國占美國GDP比重平均每年提升1.7個百分點，2019—2021年平均每年提升4.6個百分點，是一個加速趕超的過程。2022年前三季度，中國占美國GDP的比重回落了近9個百分點，僅為68.3%。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的增長速度從2021年的8.4%回落到2022年的3.0%左右。美國2022年的實際增長速度在2%左右，名義增長速度達到9.0%左右；而中國實際增長速度為3.0%左右，名義增長速度在5.5%左右。因此，2022年美國名義GDP增速超過中國3個百分點，再加上截至目前人民幣貶值了8.8%左右，導致中國占美國GDP的比重回落。未來，中美之間的博弈不會是一馬平川，中美GDP的總量也不是簡單的直線上升，而是會有曲折的。預計2023年中國GDP增長速度會達到5.5%左右，而美國GDP增長速度在0.7%~0.8%的水平。按照這樣一種預測，不考慮匯率因素，2023年中國占美國GDP比重會回升到73%以上。

　　圖3  中美GDP之比及其未來可能的路徑

　　在大國博弈中，新興崛起大國占守成大國GDP之比在60%和85%是兩條分界線，是守成大國全面阻擊新興大國的關鍵點。一旦新興崛起大國的GDP超過守成大國的85%以上，就意味著從不對稱的博弈轉換成對稱博弈，迫使守成大國必須全面改變傳統的單邊霸凌模式，向共存模式轉變。這個階段也是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擦槍走火的高發期，危險重重。因此，2022—2027年這五年，中國占美國GDP比重從70%左右上升到85%左右的階段，也是沖突高發的核心階段。如果在這幾年我們能夠扛住美國的各種打壓，就會在2027年、2028年前后全面迫使美國調整戰略。2022年10月公布的《2022年美國國防戰略》以及美國智庫對于中美經濟形勢的評估中提到，按現行匯價測算，中國GDP總量可能在2028—2033年超越美國。因此，未來十年是中美博弈的關鍵期，既是美國遏制中國的窗口期，更是中國突破美國戰略遏制和圍堵的關鍵期。如何駕馭中國經濟，實現質與量相統一的發展，在2023—2027年顯得尤為重要。2023年中國經濟全面復蘇更是關鍵中的關鍵。

　　四、 未來五年是突破“李約瑟之謎”，全面實現“卡脖子”問題突破的關鍵期

　　國家在2002年就提出了新型工業化道路，2009年國務院就召開了三次新興戰略性產業座談會，2012年出臺了《“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因此，中國在一些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等方面的布局，并非從中興事件、華為事件后才開始的，而是從21世紀以來就開始了。這20年間，中國已經完成了一個技術進步和技術趕超的周期。未來幾年，將是我們的技術在科學理論、工藝技術、產業轉化和市場盈利是否具有可行性的檢驗期，也是我們在接近700項“卡脖子”問題逐步突破的關鍵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府在各大法案的指導下，在過去五年內已經初步完成了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布局，對我國開始進行系統性合圍和遏制。這將對我國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的及時突圍提出了更為緊迫的要求，國內大循環在一些極端狀況下是否還能夠高效運轉將更加急迫地依賴于我們在“卡脖子”問題的突圍。

　　當前中國構建了以國家實驗室為主體的科技自立自強國家研發體系和以大市場孕育大創新、以企業為主體的市場型研發體系。按照技術創新理論中的“李約瑟之謎”所揭示的，政府主導難以形成有效的大創新。中國目前構建的科技自立自強的政府創新體系是否可以在未來五年在基礎研究、核心工藝和核心零部件取得突破性進展，將挑戰李約瑟當年對于中國科技創新的認識所謂“李約瑟之謎”是指中國古代曾經擁有很好的技術基礎，但為什么現代產業和技術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李約瑟自己認為中國科學技術難以得到發展，核心原因還是政府管制過多，由此導致中國缺乏科學技術發展的競爭環境和創新精神。——政府將在技術趕超和基礎研發上取得卓越成就，并與市場軌相互配合，全面突破歐美對中國技術的封鎖。如果我們在未來五年沒有明顯的突破，也就難以鑄就長板與美國展開有效的談判，歐美對于中國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的圍堵就可能宣告成功。

　　五、 未來五年是全面逆轉“鮑莫爾成本病”，全面防止產業空心化和振興實體經濟的關鍵期

　　所謂“鮑莫爾成本病”，是指生產效率相對落后的部門往往存在需求剛性，一個國家生產率較高部門的快速發展反而引起效率低下部門的工資和部門收入占比快速上升，導致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和增速下降，導致生產效率較高的部門反而進口大幅度增加，生產效率較低的部門泡沫性發展，進而引起產業畸形發展，特別是出現服務部門、非貿易部門的快速發展，而很多實體經濟出現空心化。在我國當前就面臨制造業生產效率快速提升的同時，包括房地產、金融業以及部分服務業等生產效率低下的部門出現收入占比快速提升的現象，進一步導致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快速下降，而房地產與金融業的GDP占比快速提升。例如房地產占GDP比重從2004年的3.63%上升到近10年的7.6%左右，金融業的占比從2004年的3.87%上升到近年來的7%左右，而制造業則從2006年32.45%的最高點下降到2020年的26.29%，下降幅度超過了6個百分點（見圖4）。這種過快下降可能預示著中國很可能陷入“鮑莫爾成本病”困境之中。

　　圖4  我國三大產業結構變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采取了控制房地產和金融服務業泡沫發展的戰略舉措，要求經濟必須服務和回歸實體經濟，特別是做大做強做優制造業。但從目前的狀態來看，還沒有收到明顯的成效。這也決定了未來五年我們是以實體經濟發展，以高端制造業發展為核心的關鍵期，突破“鮑莫爾成本病”的關鍵時期。同時，隨著GDP不斷擴大，財富不斷積累，非貿易品和一些傳統服務業的成本就會上升，面臨“荷蘭病”的威脅。大量的勞動力和一些資源向服務業等勞動效率更低下的部門集聚，從而導致生產效率下降，也導致非貿易品的快速提升和貿易品產業的空心化、泡沫化現象。這個時期，往往是“鮑莫爾成本病”與“荷蘭病”交替出現的關鍵期，如何通過制定戰略來進行突破就顯得至關重要。

　　六、 未來五年是突破漸進式改革困境的瓶頸期，全面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期

　　發展的關鍵是進行持續的改革，尤其是要突破漸進式改革的瓶頸期。漸進式改革最大的問題是，在漸進過程中容易形成跨體制、跨模式間的套利行為。這種套利行為往往會導致新的利益集團的形成，從而阻礙改革。這些利益集團會進行假改革，并且利用自己的權利和資源使一些改革計劃空轉，使改革無法落地。

　　過去出臺了很多改革方案，國家戰略制定得也很好，但是一些關鍵性的改革總是無法落地，比如圍繞房地產、土地、財稅體系和新興激勵體系的改革。目前很多人認為我們的政府出現了“塔西佗陷阱”，出現了公信力的問題。如果想讓市場主體相信我們要真改革，就一定要在一些“牛鼻子”問題上動手，出臺一些能夠打破阻礙改革的利益集團的措施。大國崛起首先是要建立適應新形勢的、新的激勵相容體系，而這個體系的構建也是要以全面深入改革為前提的。

　　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于構建高質量發展戰略的第一個核心舉措就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中對8個領域的改革進行了謀劃，第5個舉措就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從制度型開放等方面進行布局。這些戰略舉措在未來幾年是刻不容緩的，如果喪失這個窗口期，我們將難以利用疫情沖擊帶來的大破大立的改革機遇，難以利用房地產行業深度調整的機會進行利益結構的調整，難以在過去十年黨的自我革命取得的優異成績之上加速進行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現代拉美經濟史表明，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往往也是大改革的關鍵期，如果能夠成功進行結構的優化，成功建立新的激勵相容體系，我們就能夠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出現的改革停滯、改革空轉和治亂循環的困境。

　　此外，要集眾智來形成真正的戰略，處理好國內與國際、國有與民營、地方與政府、實體與虛擬之間的幾大戰略關系。這恰恰也需要我們在一些關鍵領域進行改革。能否使潛在增長速度提升2~3個百分點，使TFP貢獻程度達到美國60%~80%的水平，取決于我們在這些關鍵領域的改革。未來，我們不僅僅面臨外部的各種挑戰，更大的挑戰是來自內部利益結構重構，來自智慧的重新凝練，來自我們對于一些系統性風險的化解。因此，未來五年是我們要把握的關鍵五年。

　　綜合上述這幾個方面，我們會清晰地看到，未來五年是中國經濟全面跨越式發展、突破歐美打壓、實現科技創新和全面推進關鍵改革的關鍵期，是一系列節點性問題爆發和得到有效解決的窗口期，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順利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必須全面突破各種硬約束，解決面臨的一系列節點問題。

　　本文原發于《財貿經濟》2023年第2期

　　(本文作者介紹：上海財經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經濟學博士，教授)